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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炒股哪个好 从辽代朝阳北塔天宫中的戏犬铜人说起:老赵辽代铜人考古札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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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代朝阳北塔天宫中的

戏犬铜人说起

老赵辽金铜人考古札记之二

作者: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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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辽金铜人考古札记系列。

1、缘分:封闭天宫中的铜人

朝阳北塔辽代天宫位于第十二层塔檐中部,塔心室顶盖上方,1988年11月上旬清拆第十三层檐后即予发现。由此考古人员对天宫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在封闭环境中出土精美辽代铜人一枚。意义重大。

天宫由门道、甬道与宫室组成。 经塔内置的第三重金筒上镌刻有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蕴珪的题记 ,证明该座经塔安置于大辽重熙十二年 (1043年)四月八日 。天宫曾遭雷击火烧,可燃物化为灰烬,加之底板断裂,部分小件遗物掉入塔心室后遗失,因此宫内遗物缺失、坏损、散落、移位现象严重。尽管如此, 在面积约1平方米的宫室及甬道各处仍有众多珍贵的佛教文物面世。

另外,天宫曾遭受雷击,所幸未受到人为扰动。其中文物除少部分毁于天火,大部分都得以保存。

天宫石函外部情况

天宫石函内部文物情况

在天宫宫室内置有一方形石函(辽人称 “石匣”)。石函虽狭小,但随葬物品却很丰富。见下图所示文物分布状态:

其放置情况大致为:后部正中置木胎银棺,棺内装舍利金塔,“七宝”装饰而成的宝盖罩在银棺四周,棺前供养经塔,前部近门处有鎏金银塔,其它遗物如银菩提树、香炉、玻璃瓶、瓷净瓶、盘、碟等均置于经塔和鎏金银塔两侧,因石函狭小,许多文物分层重迭放置。这种以存放于金舍利塔中的佛舍利为核心,据学者分析,天宫的整体设计,包括器物的空间分布与图像配置方式,表现为密教金刚界曼荼罗的佛教艺术。朝阳北塔本身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北塔塔体外的砖雕的内容及布局、天宫中重要供奉物如金舍利塔、鎏金银塔、金银经塔的制作和安放均是按照密宗曼荼罗仪轨制成。

学者认为,天宫石函内,以鎏金银塔、经塔和盛藏银棺、金塔、玛瑙舍利罐的七宝塔等为主位南北排列,两侧放置各式供奉器物,应是严格按照一定的佛教仪轨进行布置。

在封闭的虽遭天火而失序但幸无人为扰动的天宫中,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铜人。依《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 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介绍, 本铜人在天宫出土文物的第19序号。文字介绍如下:

“铜戏犬童子像,1件,铸制。为一童子戏二狗形象。童子胖圆脸,头蓄发三绺,穿窄袖长衫,阴刻衣纹。站在仰莲圆座上,双手抚摸狗颈部,二小狗抬头翘尾,二嘴相咬,前腿按在球上,作嬉戏之状,造型生动自然,生活气息浓厚,通座高4厘米”。

既然朝阳北塔天宫重葬于辽重熙十二年,则此铜人下限即为辽代中期。此在辽代时限,在辽代辖区之内的准确出土文物,具有标准器的作用。具有考古意义。

2、朝阳北塔所在霸州的佛缘

朝阳北塔所属辽代霸州乃节度州,号彰武军(非河北霸州)。辽早期因战争,迁移燕地民众至霸州者甚众,这也是辽人将外族迁移 充实强化契丹中心地区的一贯做法。一方面,为了怀柔汉人,同时,也由于辽代皇室主导,霸州佛事活动频繁,建寺造塔盛行。而辽代建佛寺之始的后唐天复二年(902) 开教寺,就在龙化州,而龙化州乃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代北,迁移汉民而建。所以,佛教的信仰与汉民的迁移存在非常深刻的关联。

自然,作为古燕之龙城,唐之营州,本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北魏冯太后氏乃为祭奠先祖弘扬佛法,“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刊石立碑”。“思燕佛图”成为北魏在东北地区建造的唯一一座皇家佛寺,之后,朝阳北塔就在此基础上重建。

天禄元年(947)辽世宗即在霸州凤凰山敕建华严寺 。统和二年(984)章武军管内观察使、霸州刺史姚汉英在佛塔地宫中供养释迦佛舍利一粒和净光佛舍利十八粒。开泰六年(1017) 辽景宗长女楚国大长公主施财重建朝阳东塔 。太平五年(1025)33邑人施游休地建立寺院,太平九年梁氏兄弟建造灵感寺和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等等。大辽霸州佛事延绵。

辽兴宗重熙十年 (1043)霸州升格为兴中府,本区名寺延昌寺(朝阳北塔所在)得到重修,期间曾举办两次由辽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蕴珪主持的佛事仪式,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活动。辽兴宗朝对朝阳北塔的重修,由此造就了今日朝阳北塔大辽宝藏重见天日的前提。

辽制,五京之下,地方设有二府,分别是隶属东京的黄龙府和隶属中京的兴中府。府的行政、战略地位次于京、高于州,与现在的特区类似。兴中府位于今朝阳市。朝阳在十六国时称龙城,曾为前燕都城,唐朝称营州。它位于中京东部大凌河流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辽在兴中府设绫锦机构,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 锦、灵、显、霸”四州织锦产业带,是皇室锦缎用度的供应基地。

辽代至兴宗朝,不仅佛法繁盛(兴宗之父圣宗在北宋眼中已具“ 国主奉佛”的评价), 兴宗同样奉佛,最著名的事件就是“ 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兴宗将佛教引入国家信仰,将“诣菩萨堂”放在了首位。兴宗本身也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多奉佛事,常常饭僧。召名僧宫廷说法,优遇赐爵。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

兴宗不仅奉佛,而且以华夏自居的意识也日渐隆盛,重熙七年,兴宗“ 以有传国玺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兴宗以前,每次朝廷的活动,“北面臣僚并国服,皇帝南面臣僚并汉服。干亨五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上法服,自是大礼,虽北面三晶以上亦汉服。”兴宗重熙五年,“ 册礼皇帝服龙衮,北南面臣僚并朝服。自是以后,大礼并从汉服矣。今先列国服,而以汉服次于后焉。”

兴宗不仅模仿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大汉礼服,还模仿中原王朝给前代诸帝封号。重熙十三年,罕嘉努上疏言:“ 先世约尼斡汗之后,国祚中绝,自额尔奇木雅里立苏尔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约尼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约尼即位,乃制文字、备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额尔奇木呼哩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额尔奇木达鲁犹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鸿业有光,坠典复举矣。”兴宗允准。重熙二十一年七月,“ 追尊太祖之祖考妣为帝后,九月追上诸帝后谥”。兴宗依唐典追封契丹四祖,即是以华夏自居的呈现。

可见,日渐以华夏自居的辽兴宗,重修延昌寺,除了弘扬佛法,巩固政权,也可能存在笼络北地汉人、整合各族的意图。事实是,辽代以朝阳北塔大重修为契机,朝阳地区兴起建造八大灵塔的热潮。

3、重修朝阳北塔的国家动机

朝阳北塔是在辽代佛教最为隆盛的辽兴宗时所重修。佛塔天宫内安置的木胎银盒四面都刻有线图,盒子侧面刻着一幅说法图,图中有听佛说法的帝王,身穿长袍,双手捧笏,头戴冕旒冠,据说冠中刻“王”字,这位帝王有人认为是现实中的辽兴宗耶律宗真 。而考古报告中则指称为作帝王状的梵王与贵妇。见下图所示 :

辽兴宗于景福元年(1031)登基,重熙三年因政见冲突,将其生母法天太后放逐于庆州七括宫幽禁。其后兴宗听讲《报恩经》时不忍感悟,重熙八年遣使迎母回宫,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临寺受菩萨戒 ,明确表明自己是佛门弟子。也有学者认为,兴宗修塔,有尊佛奉母之意。

朝阳北塔天宫发现“ 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题记,另在经塔第三重金筒錾刻图像上有题记云:“ 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 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性记。”

那么,天宫中题记中的“再葬舍利”是什么意思呢?

朝阳地宫一块题记砖上刻写:“ 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可见,所谓的 再葬舍利,就是再葬隋(通随)文帝敕葬舍利。

隋文帝杨坚时,毁于火灾的北魏“思燕佛图”得到重建,史载隋文帝与佛法渊源颇深,其母于冯翊般若寺生下他,又因算命之说自小在寺庙中长大。传说梵僧曾送他一包佛身舍利,杨坚称帝后,将舍利分赐天下113个州。于是,时营州(今朝阳)官民僧俗奉诏在烧毁的思燕佛图基础上,重新建塔安葬。北塔地宫中辽代再葬时的题记碑文清楚地记载了此事:“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此即所谓的朝阳北塔的“第三世”。

那么,辽兴宗为什么要再葬隋文帝舍利呢?

因为舍利作为宗教圣物,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神圣权利的呈现作用。所以从唐代至隋代的迎请舍利的象征性仪式,就具有在大众公共空间 宣示政权神祐的意味。隋代文帝仁寿年间的三次颁送舍利的官方活动,其实就是隋文帝借“转轮圣王”名义,在圣物舍利与神授王权之间,构建了关联性。

比如,定州是隋文帝仁寿元年第一次分送舍利的三十个州之一。(隋文帝三次颁送舍利有共有113座舍利塔),河北定州静志寺隋代大业二年 瘗埋舍利供养,其中,舍利容器鎏金铜函四周有铭文,其中说明,仁寿三年曾经发现前代舍利。

巧了,辽代霸州在隋朝为营州, 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颁舍利于天下五十三州,营州即为其中之一。而更为巧合的是,这次辽兴宗要修建佛塔,也与隋文帝一样,意欲“发现”前朝舍利。隋文帝发现了拓跋氏“大代兴安二年”的舍利函,而辽兴宗则努力去发现隋文帝的舍利。正是思路一致,传承有序。

朝阳北塔的佛缘一直深厚延续,十六国三燕时期,前燕慕容皝筑龙城,即建和龙宫。其宫殿夯土台基即今朝阳北塔塔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始建木塔于三燕宫殿台基之上,时名思燕佛图。后毁于火灾。隋仁寿二年,营州官民僧俗得到隋文帝颁赐的一颗佛舍利,因而奉诏在烧毁的思燕佛图基础上,重新建塔,隋文帝赐名“梵幢寺塔”。唐天宝年间李隆基下旨令营州刺史安禄山修缮佛塔,在各层塔檐束腰处饰以仿木构建筑彩绘,并更名为“开元寺塔”。辽初年,开元寺塔维修,后更名为“延昌寺塔”。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延昌寺塔再度维修,并最终定型。

所以,辽代修建北塔再葬隋仁寿舍利是在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八日,参与此事的有辽提点上京僧录的高僧赐紫沙门宣演大师蕴性。“四月八日午时”,也正是当年隋文帝第二次敕诸州奉安舍利入石函的时间,辽代重修再葬舍利按照这个时间,具有强烈的君权神佑与华夏自居的双重意味。

朝阳北塔天宫石函中的确出土了两粒舍利。 天宫中心位置面南背北安放着木胎银棺。银棺中有一座高约十公分的金塔。金塔里有一尊金盖玛瑙罐。罐中装有真身舍利两颗,一颗乳白色为骨舍利,另一颗红褐色为血肉舍利。两颗舍利与五颗鎏金彩珠一起供奉在玛瑙罐中。

舍利

根据朝阳北塔第三度重修佛塔题记,辽人曾在佛塔地宫深挖五米,目的大致就是为了寻找所谓的隋文帝仁寿舍利,但是最终未能发现。后来舍利应该被找到,于是安放在天宫石函之中。可惜的是,地宫没有天宫那么幸运,大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惨遭盗掘。

参与辽兴宗重新发现隋文帝舍利的霸州朝阳北塔地宫,出土了八王分舍利的画像砖。为此做着有趣的佐证。见下图拓片所示:

据鎏金银塔內置的银经卷和铜板中的两则题记,其实重熙十一年已开始准备第一场供养佛事。而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这两场活动,题记上纪录了主要官员的名录,霸州官员不仅赞助供养佛事,而且参与舍利庄严具的制作。

4、朝阳北塔的供奉珍奇

封闭的天宫石函文物罗列

由于朝阳北塔天宫石函具有封闭性,虽经天火,但是无人为扰动,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辽代精美文物的状态,足显珍贵。我们在此逐一列举石函中的文物,以供读者分享思考。 同时为了避免散焦干扰,我们对北塔中石函外的其他文物,诸如地宫文物之类,在本文中暂不涉及,以免对我们所需要专注考察的主题发生干扰,以后有空再专程聚焦。特告。

天宫石函门板内侧图案

1、金舍利塔

辽(916~1125年)

具体尺寸:高11、底宽8.7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该塔原置于木胎银棺内,方形单层塔檐,八瓣金莲座, 塔身内藏玛瑙舍利罐。塔身四面分别錾刻东方阿閦如来(象 征“大圆镜智”)、南方宝生如来(象征“平等性智”)、 西方阿弥陀如来(象征“妙观察智”)、北方不空成就如来(象 征“成所作智”)。北侧内壁錾刻最至高无上的中央法身佛大日如来(象征“法界体性智”),合为佛教密宗金刚 界五方如来,象征五智,代表密教修行的根本思想。

金舍利塔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云为石根拍摄

2、玛瑙舍利罐

辽(916~1125年)

具体尺寸:口径2.2、腹径4.2、底径2.6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唐宋时期,以玉石、金银为材质的器物常用于佛事活动中。考古发现的辽代玉质佛教用具则集中于兴宗、圣宗二朝。该玛瑙罐藏于金舍利塔内,出土时罐内藏有2粒舍利与5颗鎏金珍珠。据传此舍利是指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云为石根拍摄

3、鎏金银塔

国宝鎏金银塔,为六角形三重檐式,由基座、须弥座、塔身、塔檐、刹顶组成。第一层塔身每面錾刻一尊坐佛,应为释迦牟尼和密宗五方如来。第二层塔身刻写梵文字母,应是六佛梵文“种子”。第三层塔身刻梵文,当是“六字真言”。塔身内藏有题记铜板1件,铜板两面刻字,一面写:“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与舍利同时葬此银塔并摧碎小佛顶陀罗尼各一本”。

镏金银塔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云为石根拍摄

朱云霞资料

网络资料

4、辽金银经塔

具体年代:辽 重熙十二年(1043年)

具体尺寸:高39、底径12.8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该经塔塔身由四重金片与银片制作的圆筒套装而成,最外层錾刻密教法身佛大日如来坐像与八大灵塔;第二重錾刻观音、文殊与普贤三菩萨;第三重錾刻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第四重素面。最内藏银质经卷,主要为密教陀罗尼经。密教以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佛为信仰核心,此经塔及图像都反映了辽代密教的法舍利供养。八大灵塔是辽代密教广为流行的图像题材,借用了印度八塔的概念,同时具有佛顶尊胜陀罗尼般的业障消灭和破地狱的功能。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经塔银经卷部分经文

5、木胎银棺

辽(916~1125年)

具体尺寸:高17、长33、宽13.5~20.5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棺内原置金舍利塔,木板已烧毁,现 存四块银片与边缘银钉。银片上图案可分为四组:第一组为佛陀涅槃场景,天人、 僧徒作哀恸状,旁边护法天王;第二组为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与化身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莲座上;第三组为帝后礼拜供养未来佛弥勒图,二胁 侍弟子立于两侧;第四组为手持宝剑的护法天王像。

云为石根拍摄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6、七宝舍利塔

七宝舍利塔为方形单檐式,由台座、莲座、塔身、塔檐、刹顶构成。此次七宝舍利塔虽未来到深圳,但塔上面由银丝串起的金银饰品,珊瑚、珍珠、玛瑙、玉石、水晶等宝物展出颇多。七宝舍利塔中安放的木胎银棺。北塔被雷击后木板烧毁,仅存三块银片。银片上刻有涅槃像,帝后礼佛图,法、报、应三身佛,尤其特别的是,帝后礼佛图中,帝和后都是跪地礼佛。

初步修复的七宝塔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以下为七宝塔上缀物

1、琉璃珠

网络资料

2、蜻蜓眼 琉璃珠

网络资料

3、蜻蜓眼

4、珊瑚枝

5、水晶串珠

6、琥珀等珠饰

7、孔雀组合饰件

8、鸳鸯组合饰件

9、鎏金银龙

10、金刚杵

11、金银风铃

12、琥珀磬组合饰件

13、花虫纹山形银丝冠饰

14、玉飞天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15、玉卧雁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16、玉坐龙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17、玉双雁水晶饰件

17、玉对蝶

18、水晶龟

18、水晶熊

19、水晶兔

7、鎏金铜菩萨像三尊

网络资料

网络资料

8、银菩提树4颗

辽(916~1125年)

具体尺寸:高22.1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北塔天宫共出土四棵银菩提树。菩提树原生于印度,原名毕钵罗树。“菩提”为梵 语音译,意为觉悟。相传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觉悟,故称之为菩提树。佛教徒常以焚香散花、绕树作礼为佛事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云为石根拍摄

9、灯笼形饰件

辽(916~1125年)

具体尺寸:高22.1厘米

10、金法轮

网络资料

11、鎏金铜法轮

网络资料

12、金叶形坠饰

朱云霞资料

13、金指环

14、龙纹花式口银碟八件

云为石根拍摄

15、花式口铜碟

16、银罐

17、银囊盒

网络资料

18、筒形银瓶

19、“铜戏犬童子像

1件,铸制。为一童子戏二狗形象。童子胖圆脸,头蓄发三绺,穿窄袖长衫,阴刻衣纹。站在仰莲圆座上,双手抚摸狗颈部,二小狗抬头翘尾,二嘴相咬,前腿按在球上,作嬉戏之状,造型生动自然,生活气息浓厚,通座高4厘米。

20、铜镜九件

网络资料

21、假司马铜印

(此件出于天宫门外)

22、莲花纹狮纽双系白瓷瓶

23、蝶花纹花式口白瓷方盘

云为石根拍摄

24、花式口白瓷圆碟

25、牡丹纹白瓷盖罐

网络资料

26、白瓷小盖罐

27、波斯玻璃瓶

高16、腹围8.3、底径5.7厘米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圈足,弧形腹,细颈,口似鸟首,上安子母口式金盖,柄上立短柱, 似鸟尾,整体造型如一只昂首蹲坐之鸟。瓶内立一长颈弧腹小瓶。此瓶呈淡绿色,极轻薄,晶莹透明,而且造型奇特,是产于古代波斯地区的玻璃器珍品。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28、七棱柱状玻璃瓶

29、玻璃钵

30、水晶盖瓶

31、玉璧

32、实体玉执壶

33、玛瑙斧

34、玛瑙盏

朱云霞资料

35、玉盖玛瑙盏

36、玉斧

朱云霞资料

37、水晶斧

38、玛瑙狮子

39、琥珀乐人

40、琥珀盘龙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41、有柄石香炉

42、骨雕童子

43、骨雕狮子

44、辽代供养钱

在2007年出版的《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一书中,对于天宫石函内外所出钱币,有一个综述,总数1580多(既然精确到了十位数,为啥还用一个约数“多”字?十个数都数不清了?)其中介绍说,钱币年代跨度达,品种丰富,多为行用流通钱,其中,唐宋钱居多,辽钱未见。

但是,早在1996年《中国钱币》杂志1996年第一期中,有一篇郎成刚的署名文章,其中却介绍说, 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了两枚辽代千秋万岁龙纹钱。

同样是署名郎成刚的另一篇文章中,又提及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了两枚佛教供养钱,一枚为檀香木雕制,无文字。另一枚玉质,无文字。

以上诸说,大致未能融洽,或是文物清理工所一直在进展过程的缘故,在此我们不作评论,留下资料,以供参照。

5、朝阳北塔供奉规格

皇家级别

上述我们已经阐述,辽兴宗自身皈依,在霸州延昌寺两次重修,供奉天宫地宫,不仅是自身信仰使然,或者是与太后之间的和谐使然,都具有皇家奉佛的规格与立场。这是朝阳北塔与天宫宝藏级别的前提。

同时,上述我们也已经提出,出于对隋唐奉迎舍利背后借 圣物崇拜宣示神 佑政权的传承沿袭,朝阳北塔供奉佛舍利的盛事,本身也具有国家动机。

天宫石函经塔内置的第三重金筒上镌刻有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蕴珪的题记 ,据该塔天宫石函东面的重熙十二年《都提点佛塔佛事》记载,蕴珪作为主要责任者参加了第一场佛事活动。次年他作为主持者再次参与。按辽代僧官制度,中央僧官包括都僧录、左街僧录、右街僧录、某京管内僧录等 ;地方僧官责诸如州管内僧政,都纲等等。

著名的庆州白塔中,有刊刻于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其中也竟然提到蕴珪,而且位列大师众首:

“庆州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庆州前僧录宣教大师、赐紫沙门道清;庆州前僧录、崇教大师、赐紫沙门普勒;庆州僧判官善利大德沙门从教”。

据建塔碑,庆州白塔是 “ 南阎浮提大契丹国章圣皇太后特建”之释加佛舍利塔,于辽“重熙十六年(1047年)二月十五日启土开掘”,全部工程约于同年(重熙十八年)内完成。章圣皇太后即兴宗之生母钦哀皇后(也作钦爱皇后)。

其实,这个所谓的 章圣皇太后,就是被辽兴宗囚禁的生母法天皇太后,因为重熙 元年(1032年),上尊号为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靖贞纯宽厚崇仪天皇太后(或作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所谓法天皇太后、 章圣皇太后都只是取她冗长尊号的一部分而已。

可见,霸州延昌寺重修工程在前,庆州白塔工程在后,一个或许是涉及 兴宗生母法天皇太后,一个是明确涉及兴宗生母的 法天皇太后。 两件佛事都尊荣盛大,都涉及皇家,都关联皇太后,都由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主持。可见蕴珪在当时佛界的地位之崇高。重熙十二年 蕴珪参与第二次延昌寺佛事活动的时候,自身已经不是上京僧录,而庆州白塔的奠基开工,是重熙十六年(1047年)二月十五日。那个时候, 蕴珪的身份已经是庆州僧录。由此看来, 庆州僧录就是为了庆州白塔的筹备而配套的,而庆州白塔的筹备工作必然早于开工之时。由此可见, 蕴珪就是在忙完第一次朝阳北塔佛事活动,在第二次佛事活动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庆州白塔的佛事主持工作,身份也已经逐渐转为庆州僧录。而在庆州白塔中,也存在署有上京僧录 蕴珪的经卷,也可见两种身份转化过渡过程中的交错状态。

所以,既然是圣上主导,皇家亲沐,国师亲临,地方官员也自然表现积极。根据文物题记,霸州官员 韩咏也同时身具延昌寺邑社信徒身份,在 延昌寺两场大型供养佛事中慷慨施舍。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这两场活动,题记上的主要官员名录全部磨损不清,但通过代表性的官员的事迹可知,霸州官员不仅赞助供养佛事,且积极参加舍利庄严具的制作,为供养佛事耗费了大量心血。

天宫石函门板外侧题记拓片

奉佛仪规

在朝阳北塔天宫中,众多宝物的摆放,是有严肃的宗教用意的。 学者认为,天宫石函内,以鎏金银塔、经塔和盛藏银棺、金塔、玛瑙舍利罐的七宝塔等为主位南北排列,两侧放置各式供奉器物,应是严格按照一定的佛教仪轨进行布置。

因石函狭小,许多文物分层重迭放置。这种以存放于金舍利塔中的佛舍利为核心,据分析,天宫的整体设计,包括器物的空间分布与图像配置方式,表现为密教金刚界曼荼罗的佛教艺术。朝阳北塔本身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北塔塔体外的砖雕的内容及布局、天宫中重要供奉物如金舍利塔、鎏金银塔、金银经塔的制作和安放均是按照密宗曼荼罗仪轨制成。

所以,天宫石函中被放置的文物,都不是随意选择,而是精心挑选。天宫石函中的铜人也无法例外。

国宝级别

北塔天宫石函中的文物级别之高,器物之精,叹为观止。

比如,仅朝阳北塔天宫石函出土文物中,就竟然具有 藏经塔、波斯金盖鸟首玻璃瓶与六角鎏金银塔三件国宝级文物。国家一级文物之上,才是国宝级文物。乃是凤毛麟角的顶端部分。辽宁省几百万件文物中,达到国宝级的文物也才十件,而朝阳北塔就有三件,而且朝阳北塔三件国宝级文物都在天宫石函之中。同时,天宫中还至少有五六件国家一级文物。天宫石函文物的珍稀级别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两粒佛舍利,更是无价之宝。

除了国宝级文物,天宫石函中的其它文物也呈现精彩,比如 ,七宝塔也目前是全国唯一发现,足称举世罕见 。七宝塔是以水晶为主体材料穿缀 、装钉而成,用以穿缀的水晶珠数以万计, 形状多样。让人眩目。

天宫中不少文物都是琉璃,佛教徒更把玻璃当成佛家七宝(金 、银、玻璃、水晶 、玛瑙 、琥珀和珍珠等 )之一 ,常被用作供品和璎珞等饰物。 辽代玻璃大部分为舶来品。 朝阳北塔天宫里发现的玻璃器除部分国产玻璃珠饰外,大部分为外国进口西方玻璃。有印度玻璃珠数十粒。有腓尼基 “ 蜻蜓眼 ” 玻璃珠数十粒 ,伊朗萨珊王朝萨珊玻璃钵(残)1件。有伊斯兰玻璃器3件,波斯玻璃瓶为北塔博物馆所藏的国宝级文物。 此瓶高16厘米,瓶中套瓶,鸟首金盖,壁薄透明,工艺精湛,为典型的伊斯兰玻璃。产自伊朗,也是世界上唯一 完整的一件同类型玻璃瓶 。

天宫还出土了不少琥珀文物,如一级文物琥珀龙、 二级文物琥珀抚琴人物件,还有琥珀龟、琥珀环、琥珀珠等。因早年朝阳北塔天宫曾遭雷击,天火使这些易燃琥珀烧焦变黑。从幸存琥珀珠看,应是蜜黄色,质地坚硬光洁,是上乘琥珀 。今人研究成果表明, 辽代众多的琥珀器的材质与波罗海沿岸所产琥珀最为相似 。学者曾推断辽代琥珀来自波罗的海沿岸,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人辽境。北塔天宫琥珀或为贡物、商品人辽境, 后辗转入藏北塔天宫奉佛。

宝藏分类

供奉在天宫石函中具备供奉佛法性质的所有珍宝, 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明确含有佛家文化性质的文物,比如金铜佛像、金法轮、娑罗树等等。第二, 本身未必一定是为佛家而制,但是符合佛家要义而纳入其中,比如符合佛家七宝要求而纳入的多种珠宝。第三、本身不是佛家宝物,也并非契合佛家要求,而只是供养人本身珍爱之宝物,供养人出于奉佛的诚意,将自己最为珍爱之至宝奉献出来,达成了一种供养的心意,比如石函中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和玉璧。以及前朝的假司马印,这些在辽代也是珍贵的收藏品、艺术品了。

6、朝阳北塔铜人

根据考古报告描述,天宫出土铜人的情状为:

“铜戏犬童子像,1件,铸制。为一童子戏二狗形象。童子胖圆脸,头蓄发三绺,穿窄袖长衫,阴刻衣纹。站在仰莲圆座上,双手抚摸狗颈部,二小狗抬头翘尾,二嘴相咬,前腿按在球上,作嬉戏之状,造型生动自然,生活气息浓厚,通座高4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铜人 北戎拍摄

网络资料

纳德性资料

从本童子造型我们可以知道:

1、莲座

童子站在仰莲座上,所以至少本件作品具备了佛教文化的倾向。这种特点须与佛塔、入藏佛塔天宫的特点关联考量,此铜人显然具有宽泛的佛教文化的含义。与广泛存在于辽代地域,而造型丰富,同样具有佛教文化含义的整体铜人的文化倾向完全一致,自非萨满性质。

2、一童二犬

童子与二犬的布局构造,大家或许能随即联想到佛教造像中,二蹲狮的布局,北朝以来,双狮对蹲,中有博山炉、摩尼宝的结构状态,与本品中双犬戏绣球类似。何况,假设童子戏耍的是狮子狗,那么就可以把狮子与狗也关联起来。再加上莲花座的因素,似乎也顺理成章。我们在此略为选取若干佛教造像中的双狮并列的图像作为参照。

北齐佛像底座 孙振华拍摄

西安博物院藏 隋董钦造阿弥陀佛 李将仕拍摄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品

临沂博物馆藏品

先宋 周元通宝背双狮摩尼珠 花钱 胡坚藏品

以上是唐咸通九年雕版金刚经图复制品,在佛祖前面,有两只生动活跃的狮子,分列案侧。这两只狮子,由于具备了生活形态,所以基本就是狮子狗一样,不仅尺寸类似,状态也完全类似。 由此可知,艺术图像中,佛教含义的双狮,有生活化而类似狮子狗的趋势。

以上都是佛教造像中的双狮对峙图形,而以下扁壶中的童子与左右双狮的图像布局,则才基本上与朝阳天宫铜人完全一致了。 而这种一人双兽的布局风格,虽从西域传播而来,而一童双兽,则多见于北魏铺首之类,外加连珠纹特征,也有北朝风格的延续。同时,本文物中的双狮,也驯服乖巧,有生活化的类似狮子狗的趋势。

唐 绿釉胡人扁壶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品

朝阳天宫铜人

2、一童一犬

但是,以上的考量,只是站在潮阳北塔天宫铜人这一个一童双犬造型角度的推导,问题是,在收藏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款的同题铜人。让人惊异的是,这次,童子戏耍的,不再是两只犬,而是一只犬!而朝阳天宫铜人造型中的球形,在这里也完全呈现了绣球的面目。因为童子手中带有绣球的飘带。除了两犬变一犬,手中多飘带之外,其他的造型要素,则完全一致。

(私人收藏)

尺寸:

朝阳天宫 一童双犬铜人,据考古报告,“ 通座高4厘米”。而 一童单犬铜人的高度,则为4.3厘米左右。基本属于同类。

发型 服饰:

童子胖圆脸,完全一致,头蓄发三绺,完全一致,衣服应该是开叉褂衫,也完全一致。

造型构造:

由于朝阳北塔天宫铜人资料有限,我们在公开资料上大致找到了三个侧面,那么,我们就用比对的方法,将两个铜人的三个侧面进行比照,也就一目了然了。三组对比图,前者为朝阳天宫铜人,后者为一童单犬铜人。

莲花座:

两者都有莲花座,从比例看,朝阳天宫铜人的莲花座更高更厚。

综上所述,两个铜人,其他要素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单犬,一个双犬,前者手中多出一跟飘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个戏犬铜童子,大致是同时期铸造,同一主题,同一结构,同一风格的一组两款造像。虽然未必一定是出于同一作坊,但是情态上必是同一属别。虽然远隔千里,失散千年,但是依旧能探到他们浓浓的亲缘关系。真是人间奇迹。

所以,从存在单犬造型的角度,我们对于朝阳北塔天宫中的双犬童子造型是否一定是佛教产物,也不必过于执著, 论理一定有相关影响,但是也未必一定具有严格的宗教范畴。就好比你每天可以呼唤菩萨保佑,而你可能不懂佛理,连居士都不是,你具有佛家的情怀, 但是未必出家为僧,你具有一定的理想,而未必是理想主义者一样。单犬要素的出现,至少使得佛家含义的路径,得到了更多世俗情趣的拓展。或者两者正在转圜之际。

3、戏犬艺术图像

童子戏犬,不仅是中土艺术图像中的传统流行要素,从唐代以来备受社会喜欢,而且在辽代的艺术图像中,妇人戏犬、童子戏犬的造型要素也是比比皆是。反映了传统的传承体现与世俗的趣味。

中古妇人戏犬艺术举凡

周昉《簪花仕女图》

辽代晚期大同东风里辽墓壁画木岛主资料

辽代晚期大同东风里辽墓壁画 木岛主资料

宣化辽墓壁画

壁画“侍女图” 大同辽代壁画

中古少女戏犬艺术举凡

辽代印文:生(女性钮)

孙家潭藏品

辽代印文:李(女性钮)

石宏斌藏品

图11 “李”字女性人物钮押

图12“李”字女性人物钮押

辽代 绣球戏犬铜人

杨飞藏品

辽代 绣球戏犬铜人

徐开宏藏品

辽代 绣球戏犬铜人

老赵藏品

辽代 绣球戏犬铜人

私人藏品

辽代妇人戏犬铜人

老赵藏品

宋代少女戏犬磨喝乐陶模

"宋代陶模收藏与鉴赏"资料

中古童子戏犬艺术举凡

唐代 绢本设色《双童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先宋 周元通宝背童子绣球戏犬 花钱

辽代 童子戏犬 花钱 胡坚藏品

在上图辽代双犬双童花钱中,两位童子,大致为一男一女,而穿上穿下的两犬,却都朝向右边的男娃, 这简直就是朝阳北塔天宫一男童双犬组合的某种对应。

辽代抱犬铜人 老赵藏品

抱犬铜人 老赵藏品

这回不是狗,不是狮子狗,而是狮子了

香港宝拍2023年金秋艺术品拍卖会资料

明代童子绣球戏犬铜镜

4、化生

在宋代《营造法式》中,曾经对雕木作制度图样进行了分类标示,其中有一类,就是化生,那么,有哪些图形图例是属于宋代时期化生的范畴呢?

由此可见,在宋辽之世,非但莲花座上的童子可以表示化生,童子牵羊也是化生,童子骑鹅也是化生,童子持绣球戏犬,也是化生。

众多周知,宋辽时期,化生童子的含义具有泛化的趋势,与唐代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朝阳天宫的戏犬童子,既然出于辽代中期佛塔天宫,同时本身童子又在莲座之上,又在戏着犬,而与他属于同类的一童单犬铜人手中又持有绣球飘带,可见天宫铜人的双犬脚下的圆球,其实也是绣球无疑。所以,朝阳天宫铜人,以及其兄弟一童单犬铜人,都是化生童子无疑。因为是化生童子的含义,所以才被恭敬地奉请进了皇家主持的、具有严格佛家仪规摆设的佛塔天宫石函之中。

从上述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既然莲座上的童子、戏羊的童子、骑鹅的童子都是化生童子的主题,那么以下的辽代童子,其实也都是化生童子的范畴。

莲花座化生铜人

辽代合十化生童子 老赵藏品

辽代合十化生童子 老赵藏品

辽代化生童子 老赵藏品

辽代化生童子 私人藏品

辽代化生童子 老赵藏品

以下这个童子就更有意思,童子倒立,双腿蹬着一个莲花座,这本身具有化生童子的要素,但是莲花座上还有一只蹲狮,这就把莲花座、童子与狮子直接关联了起来。这与朝阳天宫铜人组合中的童子、犬、莲花座的要素具有某种对应性。

童子莲花狮子件 老赵藏品

《营造法式》中的莲花座狮子

伴鹅化生铜人

辽代 骑鹅童子 老赵藏品

辽代骑鹅童子押印(鹅头缺失)老赵藏品

辽代童子站立执雁(鹅)铜人 老赵藏品

顺便说一句,山西阳泉盂县金墓壁画中也有狮子绣球与 童子骑鹅形象。墓门两侧为羽翼纹和缠枝花卉装饰。墓室主体墙面绘制壁画七幅,均为白地,绘制手法以黑彩描边,灰、黑彩填充。内容包括夫妇端坐、童子嬉戏、鹿献林芝、狮戏绣球、蒿里老翁等。有学者标注童子骑鹅为童子骑鹤,大概是为了体现墓葬状态,从所骑动物的头部特征,显然是鹅,我们现在从《营造法式》中的图谱主题可以知道,壁画中的童子骑鹅,其实大致是当时化生图形的一部分。

山西盂县金代墓葬壁画

盂县金代墓葬墓室东部壁画(西南~东北)狮子绣球图

盂县金代墓葬“童子骑鹤”壁画

伴羊化生铜人

辽代童子骑羊挂件 老赵藏品

戏犬绣球化生铜人

综上可见,辽代铜人中,存在佛教文化的鲜明印记。更多的铜人造型,就算没有与当时化生童子的造型匹配上,但是也频频含有供奉佛家的要素,就算从总体上看,称辽代铜人具有佛教文化的含义,也是恰如其分的。可见辽代铜人的文化倾向。

《营造法式》中还有一类拂林主题图形,也是有童子站立在莲花座上戏犬,这是由宋人观想中生发出来的拂林异域胡人的戏狮造型,这大致是出于对类似狮子狗的拂林犬要素的想象。这种造型虽然也与朝阳天宫铜人造型有着某种类似性,但是由于拂林是异域主题,人物必须番化,从这个角度,朝阳天宫铜人的非番化,相反而呈现的汉化倾向,就算与拂林主题画面有某种借鉴影响,也不是鲜明的对应关系。 况且,在《营造法式》中的拂林,已经更像狮子,而不是狮子狗了。见下图所示:

5、断代

本款铜人是否辽代?这是一个问题,从辽代中期封闭之天宫中,无人为扰动地出土此铜人,已经毫无问题地将本款铜人的年份下限定在辽代重熙十二年。虽然造型与我们常见的辽代铜人有很大的区别。

朝阳天宫铜人兄弟,本身这样的造型,在收藏实践中,一组两款,都是仅见,加上造型特殊可人,铸造精美,可见本身非常珍稀。与常见辽代铜人有别,也是正常。虽然此铜人没有契丹发型与契丹服饰,但是本铜人带莲座的形式风格,也频频可见于其他辽代铜人的造型风格中,可以参见上述“化生”板块中罗列的辽代莲花座铜人。 既然整体风格也并非唐代风格,可见, 朝阳天宫式铜人,大致也是辽代铜人的范畴。辽代是时空概念,辽代本身涵盖丹、奚、汉、渤海、女真、室韦等多族。辽代本身就创建了南北两制。所以,在辽代的时空范畴,存在契丹、汉族两种文化呈现,或者彼此融合借鉴,自是自然之事。

所以,称朝阳天宫式铜人为辽代汉式化生铜人,也许也不会过于失据。

有关于辽金铜人的考察与探索,敬请继续关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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